有时 新村也是搪塞问题的好去处,但凡私会党滋扰、青少年輟学、不良风气、犯罪温床、贫穷等,都和“新村”直接掛勾。
长期以来,由于习惯把“新村”视为没有差异 的共同体,所以才这么肆无忌惮地把问题归咎给它们。
新村是在冷战氛围下,为防堵马共势力的扩张,隔离民众对其援助,自1950年始,经由国家机器大量“制造生产”的人工移殖聚落。
在短短的几年间,数以百计的新村在各地纷纷成立,最高峰的时候,全国有将近600个新村。
新村当中,有者匆匆成立不久又撤除,有新村在双方对垒下付诸一炬,復又重建;
有一个村子因钦差大臣遇害而被关闭,全体居民移送扣留营监禁;也有村子遭马共袭击或有英籍官员/村长被杀害而遭到集体惩罚,全村徙置他州;
还有新村是晚到1960年代因发展之需才告成立。
早期新村数字此消彼长,不容易统计,不过至今保留在“新村名单”内的数额仍多达450处。
诚然,新村成立有其共同的历史渊源,但这并不能合理化它们同时也被去异质化的现象。
在过去将近60年里,每个新村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──城乡位置、职/产业型态、周边经济发展、地理空间配置、人口结构组合等等,发展出各自的面貌。
个别新村因为特定历史事件的冲击,导致其居民的人生际遇也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转折。
事实上,新村历史的丰富性与多元性正在於此,倘若罔顾新村的异质性,不但反映了我们对庶民历史的无知和不尊重,同时也限制了我们对历史探索的格局和视野。
因此,破除官方论述的迷思、解构新村共同体的思维、记录庶民的记忆,是当前开拓新村历史研究新貌的重要方向。
我曾为两个新村作了口述历史,分析两村居民对马共的认知。
其中地处郊区、依山而建的村子及其民众的生活,可以说一直与马共同在。1950年代就是著名的“黑区”了,到1970年 代,当马共的“第五突击队”从泰南重返“马境”时,乃以该村附近的山区作为霹雳州的驻地。
村民含糊其词地透露:“知道的,他不就是这些普通人?”“这样也 不会害怕,大家这么熟有甚么好怕?”马共虽在村子周边走动,但彼此似乎也达成某种互不侵害的默契。
另一个与城市毗邻的新村,居民几乎没有接触马共的经验, 但面对我的探问,反而讳莫如深、处处回避。
马共就在你身边!
尽 管不同新村对马共的认知回然不同,但新村与马共历史纠结不清可见一斑。当我做新村田野时,马共鲜活的形象已附着在受访者的记忆中,跃然纸上;当我想聚焦在 马共身上,却发现他们的脚印遍佈在新村内外。
目前因为研究需要,我开始寻找马共的踪影,结果很意外地发现,其实“马共”就在你身边!
去年在全国走访了八个州共一百多个新村后,有了更深刻体会。
那些愿意坐下来跟陌生的研究者攀谈的老人,开始心怀戒备,话匣子打开后才透露亲友中不乏马共。
每当我恳请对方转达访问之意,他们又犹豫了,尔后都没下闻。
这些长辈的反应一再提醒我,迟疑背后隐藏著一种内在恐惧,即使时移境迁,仍不可对人言。
另一方面,我对马共的形象也逐渐有了更多的体认。
有一个客家老人,用喑哑的声带说出声声懊悔,在森林里当了九年的“憨仔”,如今濒死,别再提了;
一位年约50岁的阿姨,一边在厨房料理糕点一边说着过去的战斗经验,任谁都难以想像这样笑容可掬的妈妈,曾在彭亨的深山峻岭中为她的革命理想奔走;
一位位居“州委”的前马共,在紧急状态颁布前就退出组织,后来成为福态的富商;
一名遭出卖被逮捕的“投诚马共”(SEP),虽然俯仰无愧,却因为杀戮太多如今虔心信佛;还有那些隐身在大都会、小乡镇,为生计奔波的男男女女,他们都有可能是我们在教科书上读到的“恐怖分子”。
相较於新村面貌被去异质化的现象,我对於马共形象被遮盖、被漠视一事更感到焦虑。
当我们发现原来马共深埋在许多人的心灵裡而不能在生活中言说,倘若继续不去正视它,那么我们宣称的历史将不完整。
一个社会的集体恐惧,只用秘而不宣的方式耳语流传,扩大扭曲和误解,将会是最坏的示范。
我认为,唯有看清每一张马共的脸,我们方才可以理解:差异如何发生?在过去半个世纪的岁月里,我们的恐惧又所为何来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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