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紧急状态”：特殊的历史时空脉络，研究深广度有待开发
就事件而言，一般人多以马来亚共产党“敢死队”在霹靂和丰地区杀死三名英国籍园丘经理为“紧急状态”的起点。
毫无疑问，“紧急状态”有其宏观和微观的历史时空。
二战后国际“冷战”环境提供了意识型态对抗（资本主义vs共产主义）的解释观点，而全球性的独立浪潮亦提供战后许多国家后殖民（殖民vs反殖民）的论述；马来亚内部许多因素亦牵动战后的政治发展轨跡：政府官僚和军警人员士气的低落、财政困境、通货膨胀、高失业率、待整顿的社会治安、英国资本家的利益。
许多研究亦指出马来亚政治的、军事的“紧急状态”特征，强调官方的、由上而下的历史观照方式；然而，我们在回顾之余，不难发现一种民间的、从下而上的研究视角似乎长期缺席。举例而言，1949年5月和9月英殖民政府分别通过紧急法令17E和17F，前者赋予马来统治者权力，在维护公众利益和安全的前提下，必要时得驱逐特定地区的特定民众；后者则赋予各州州务大臣和英殖民统治者权力，得以命令特定住户从某地迁移到另一新地点。
这两条法令成为“紧急状态”时期和后来新村移民政策的“尚方宝剑”，但是，从庶民的观点切入，成千上万受影响的平民的内在心灵和情绪始终未被正视和关注。
“新村”历史起源：“垦民问题”、“马来亚共产党”到“新村计划”
新村是“紧急状态”下的历史产物。二战前英殖民政府的放任政策、土地政策及经济萧条等因素，致使许多人华人成为所谓的“非法垦民”；日本统治时期，更多人口移动到乡野求生存，人民抗日军和森林边缘的垦民逐渐形成“鱼水共生”的关系。
战后，抗日军转变为马共“解放军”的主力进而抗英，英政府为切断两者的鱼水关系，有计划地将当时五十万的人口移民集中至四、五百个不同的“新村”。
依据政府的规划，“新村”拥有相对完善的硬体设施，如警察局、民众会堂、小学、巴剎、医疗所、商店和住宅区、道路以及水电供应等。在具体执行过程，政府因时间的仓促、人力和资源的不足而出现相对落差。田野中的口述历史，一定程度戳破官方宣传下的“新村现代化论述”的迷思。
“移民故事”：重新发掘并书写新村历史的集体生命和记忆
“紧急状态”和“新村”的因果解释关系中，最常被人遗忘的是每一个村民背后的移民故事。当“新村”因为战略目的而大量人为诞生，在“紧急状态”之下发生的集体移民经验和记忆，却随着时间的流逝和世代的凋零，长期以来不被重视，仿佛一切从未发生。
当人们继续使用“新村”的有形空间并全力追求发展的同时，反而忽略了一张张垂垂老矣的脸孔，以及每一个身影背后无形的生命故事和心灵感受。
在“紧 急状态”期间被移民的数十万民众，经常都被化约成官方报告中的统计数字，没有个别的姓名，更遑论主体性；然而，他们一直生活在我们周遭。因此，当我们反思 “紧急状态”、“移民”和“新村”历史的当下，倾听老人家的生命故事，有助於我们开啟不一样的、有别於国家论述的社会历史记忆。
新的提问方式：问题化“紧急状态”、问题化“新村”
“紧 急状态”对马来亚的冲击和影响无疑值得做进一步的反思。
重新问题化“紧急状态”和“新村”有其必要，以一种质疑和批判的精神来面对既有的解释和观点，重新 提问问题：这是谁的“紧急状态”？
谁的“新村”？
“紧急状态”和马来亚的独立及随后的国族打造运动有无关联？
更重要的是，如何让个别的、差异的生命故事成 为一个个时代的见证或具体的历史注脚。
从这个角度而言，生活史、心态史及集体记忆，不失为一个新的起点／出发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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