陈丁辉（左图）今午在国民大学马来西亚与国际研究所（IKMAS）发表他返回马考察一年后的初步思考。此师生会面由该研究所资深院士李宝平主持，共有12名师生出席。
陈丁辉披露，在收集口述历史过程中，许多年长的村民不只一次告知他，他们并不是在1948年“紧急状态”时就被安置到新村之中，有些是在1949年至1950年代末才被安置到新村中。
因此，“紧急状态”对他们来说，是在被搬到新村以后才发生的。
1948年6月16日，马来亚共产党在霹雳州杀死3名英国籍胶园经理。
殖民地最高长官爱德华钦德（Edward Gent）立即宣布霹雳州进入“紧急状态”；6月23日全马进入“紧急状态”。
为期12年的“紧急状态时期”正式展开。
陈 丁辉表示，有些住在森林边缘的垦民在紧急状态宣布后，仍然住在森林边缘，直到有一天，英殖民官员前来到他们的家门，告知他们必须在三天内或一周内搬到新 村。
一般上，垦民只带他们所能带的家当，有些甚至把家中十六、七岁的年轻人送到住在城市或小镇的亲戚家，以免被安置入新村内。
不过，陈丁辉坦承这只是他的初步想法，他还需要更多证据去证明这个想法。
提供庶民的历史记忆
陈丁辉此次主要分享其有关“紧急状态”和华人新村的博士研究，其博士论文将专注在庶民的口述历史，从庶民的角度，提供从下到上的历史记忆，纯粹为了补白历史，并不志在挑战英殖民者或马来（西）亚政府的官方历史观点。
陈丁辉在从事田野工作时发现，官方有关“紧急状态”的历史与庶民所感受到的日常经验有两极看法：官方以设立新村的目的乃“保护”垦民；村民则认为他们遭到隔离，在新村中的生活困苦，有些更形容当时被铁丝网围着的新村为“集中营”。
他认为，英殖民政府乃以“控制病情”（disease control）的方式对抗马共，因此他们要消除任何能够资助马共的力量，特别是华裔垦民。
因此，在新村计划的设计与执行过程，也以不那么人道的方式进行。
他在分享田野工作的经验时，出示了一些从年长村民处获得的证件照片。原来当时村民不但需要身份证、填写住户登记，而且，割胶工人也需要申请割胶证；需进入森林工作的村民，则要申请入山证。
除了职业证件之外，每户都必须持有“私家买米人牌照”才可买米。
陈丁辉感到庶民的声音在这段历史中缺席，因此决定从社会历史（socio-history）的角度，收集庶民在“紧急状态”时期，在新村中的日常生活经验，以便能填补这块历史的空白。
他考察的新村分别为霹雳州布先（Pusing）新村、吉兰丹布赖（Pulai）新村、彭亨州都赖（Tras）新村以及金马仑的巴登威利（Bertam Valley）新村。
新村村民活在恐惧之中
入住新村后，村民的出入除了受到限制之外，还得面对英殖民政府和马共两方的恐吓，常常活在恐惧之中。
他分享了一件发生在霹雳州布先（Pusing）新村的事，在1951年，一名英殖民官员遭到马共杀害，当时的英国军官非常生气，召集了所有村民到民众会堂问话，然而村民们什么也不敢说，因为他们也担心遭马共杀害。
套取情报不果后，他下令所有15至55岁的村民必须每人缴付十五元。
除了罚款之外，英殖民政府也关闭村中的店屋，延长戒严至24小时，不过最后还是一无所得。
除了村民以外，“紧急状态”时，英国军方也如惊弓之鸟，日日活在恐惧之中，因为发生过安置官员（resettlement officer）遭杀害的事件，当时许多报道都提到安置官员遭到杀害的事情。
陈 丁辉在收集口述历史的当儿，曾收集到一名客家老奶奶的有关“紧急状态”时期生活经验的乡谣，然而老奶奶已无法记住全部歌词；当他在老奶奶的指示下，找上创 作者的家时，该老先生已在数年前已逝世，其家人已把其所有创作文件和日记烧毁。
老先生的后人担心保留这些文件会对他们不利，因此尽数销毁了。
从事田野工作一年来的陈丁辉常常感到自己必须与时间赛跑，因为许多年长者已开始凋零，他们的故事和记忆将随着他们的离去而消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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